韩国日占时期著名殉道牧师——朱基彻

从1895年闵妃被日本势力弑害算起，朝鲜半岛已经在日本的控制之下；至1905年的《乙巳保护条约》，就完全被日本控制。在1910年《韩日合并条约》后，日本全面占有朝鲜半岛的政权。从1935年开始，朝鲜教会因为日本神社的敬拜问题进入严峻试炼期，基督教机构关闭、牧者被捕和受害不断，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朝鲜光复。

背景

1930年代末的朝鲜：日本已经不只是统治朝鲜，而是在试图把朝鲜人重新塑造成“大日本帝国的臣民”。而神社参拜，正是这个过程与基督教信仰发生正面冲突的地方。

为什么日本突然要求基督徒参拜神社？

日本在1910年吞并朝鲜后，并没有立即强制所有人参拜神社，但到了1930年代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军事化，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、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，日本开始全面推行“皇国臣民化”政策，试图把朝鲜人塑造成忠于天皇的日本臣民。学校、社会团体乃至教会都被要求参与各种所谓的“国民仪礼”，包括向皇居方向行礼、唱《君之代》、国旗仪式、国防献金以及神社参拜。日本政府刻意将神社参拜解释为一种“国民仪礼”或“爱国行为”，而非宗教敬拜，因此认为基督徒完全可以参加。然而，对于许多韩国基督徒而言，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如何定义这一行为，而在于参拜本身是否已经涉及向神明、神社以及天皇体制表达敬意。于是，一个原本看似政治性的仪式，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极其严肃的信仰与良心问题：国家究竟能不能要求基督徒参与一个违背其敬拜原则的仪式？

生平简介

早年与牧职经历

朱基彻生于1897年朝鲜半岛南部庆上北道，死于1944年平壤监狱。他就读于开通小学及五山学校，1917年入读汉城延禧专门学校，但因眼疾退学，回故乡的教会做执事；后来听奋兴布道家金益斗证道而经历深刻重生。

1921年，他入读长老会神学院。1926年毕业后，任釜山草梁教会牧师，创办庆南圣经学院。1931年任马山文昌教会牧师，从此在全国知名度提高。

1936年夏出任着名的平壤山亭岘教会主任牧师，该教会于1906年由片夏薛（Charles Francis Bernheisel, 1874-1958）创办。着名爱国人士曹晚植、刘启俊等皆在那里聚会。

朱基彻发起建堂工作，1938年3月新教堂完工奉献礼之际，他因反对神社参拜而被捕。同年，平壤崇实专门学校和平壤神学院皆被关闭。9月，长老会第27届总会通过参与神社敬拜，朱基彻以个人身分对抗日本势力。

1939年7月，朱基彻第二次被捕，1940年2月释放。他回到教会以〈我的5项祷告〉讲道，次日被警察检举，长老会总会免去他的牧师职分。他入狱至1944年被移送至病人监狱，4月20日最后一次与探监的妻子会面，次日离世。

韩国教会史学泰斗闵庚培教授，留下了朱基彻最后一段牢狱生涯的记述：

“那时他四十四岁。世上的争战已然落幕，往后三年零七个月，是他与自己肉体、人情的争战，而他在这场争战中得胜。他胜过痛苦、饥饿、冤屈、孤独与挫败，安息在主的怀抱。”

就在这场最后的诀别前不久，日本警察闯入朱基彻牧会的山亭岘教会，威胁勒令他不许再讲道。

“我的讲道权是从上帝领受的，若是上帝叫我停止，我便会停下。我的讲道权并非来自警察，因此警察无权命令我停止讲道。”

日本警察以 “违抗命令” 加以恐吓，朱基彻回应：

“日本宪法明明保障信仰自由，你们现在是妨害礼拜、违反宪法。”

历史为此作见证。

朱基彻遗言讲道 ——《我的五项祷告》

“作为妻子，不可在丈夫以外另有别的主人。……‘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’这诫命，乃是创造天地宇宙之造物主的命令。”

这场讲道过后，朱基彻在义城警察局被关押七个月，获释回到山亭岘教会的那天正是主日。他一身出狱时的旧衣直接站上讲台传讲神的话语，这篇讲道题为《我在狱中常常祷告的五个题目》，即《我的五项祷告》。

他的五项祷告内容如下：

求主使我胜过死亡的权势。
求主使我能够承受长久的苦难。
将年迈母亲、妻子儿女与弟兄姊妹交托于主。
求主使我活在公义之中，也死在公义之中。
将我的灵魂交托于主。

讲道之中，朱基彻说道：

“松树要在枯死之前砍伐，才会青翠；百合花要在凋谢之前零落，才留有芬芳。…… 愿这身体在衰残之前，就成为主祭坛上的祭物。”

“倘若我此刻逃避为了主而来的苦难，日后我又有何颜面来见主？”

“我这肉身自幼在耶稣里面成长，也曾十次百次立誓要献身归给耶稣。靠着祂的名得糊口、得荣耀；如今上帝的诫命遭践踏，祂的名被羞辱，我岂能苟且偷生、逃避这一切？”

“哦，主啊！…… 求你在我紧抓住十字架倒下之时，无论是在狱中或是刑场，我生命终结之际，收纳我的灵魂。父的国度是我的家乡，父的家就是我的家。…… 求你洁净我这在罪恶世界打滚的人，使我得以站在荣耀的同在之中。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于主。阿们。”

朱基彻牧师的故事不是“一个英雄如何战胜日本人”，而是：一个普通牧师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要求他妥协的环境里，究竟如何理解“忠于基督”。

儿子朱光朝的见证

1938年2月，我7岁的时候，父亲因对抗靖国神社的参拜而被日本警察带走。7年以后，1944年4月21日，他在平壤刑务所殉道。那年，我13岁。

13岁的孩子不会认为父亲的殉道是一件骄傲的事。最后一次面会的三四秒中，所看到的是身着囚服，头被剃光的爸爸。3星期之后，见到的父亲却是在苹果箱改成的粗陋木棺里冰冷的尸体。我带着泪挨近尸身，发现他的脚满是伤痕，惨不忍睹，脚趾甲被拷打得全都不见了。

刹那间，母亲严厉规定的早祷和禁食，只要父亲回来情况就会好转的期待，现在都成了泡影。剩下的只是悲哀与愤怒。举行丧礼的那天，我躲在厕所里，向天痛哭大骂：“爸爸笨蛋，无用！”

爸爸在监狱的时候，我虽然没能触摸他的肌肤，感受他的体温，但知道他在红砖墙的另一边活着，心中就得安慰。可是现在，把父亲安葬在公用墓园以后，哥哥们又要重新开始逃亡，母亲被警察带走，晚上只剩下我和祖母两人在一起。看着她老人满面皱纹与泪痕，我哭着喊着：“神是什么？我决不作牧师。”

先父朱牧师殉道一年4个月后，日本战败，韩国解放。心想：若爸爸多活一年半，就能体尝国家光复的欢欣，为什么神偏偏叫他在这之前离世？母亲曾说，神必定垂听我们的呼求，但过去7年来不断地祷告和禁食，难道神又聋又哑？他不但没有垂听祷告，反而刺伤我这年少的心灵。

八一五国家光复以后，我埋怨神，并自负地认为不需要神而只靠自己也能成功，认为是神将我父亲的生命夺去，使我对父亲的怀念变成绝望，再想到母亲坚决的信仰，这一切，反而更使我变得叛逆神。

不久，母亲患了乳癌，动了手术正在家疗养的时候，有称为“人民委员会干部”的来访，他们展示了一箱钞票，一份南山洞一栋住宅的地契和江西郡农田地契，表明是金日成将军对朱基彻牧师的抗日精神的表扬。我母亲坚定地拒绝接受，并说：“朱牧师不是为得这世上的奖赏而牺牲，他只是顺服神的旨意而殉道，奖赏自有神来预备。”

或许母亲注意到我的表情，等那些人离开以后，她很严正的对我说，以后不许借父亲的名获得利益，然后叫我读诗篇37：25–26的经文。我父亲朱基彻牧师殉道时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物质方面的遗产。我和其他殉教者的后裔几乎都要经历饥饿、埋怨和挫折。两年后，母亲也去世了。她从圣经里挑选的经文成了我领受的全部遗产。

传道人金允燮的见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