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的国——美国基督教国家主义的现状、源流与反思

近年来，基督教国家主义（Christian Nationalism）的兴起在美国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与宗教现象。基督教国家主义者主要来自福音派基督徒。

2015 年的一个皮尤研究报告（Pew Research）指出，美国成年人中福音派信徒占 25%。在 2016、2020、2024 年的美国联邦大选中，福音派基督徒对川普的支持成为川普入主白宫的主要助力。

据 NBC 报导：2024 年美国大选中，“新教或者其他基督徒”群体中 63% 支持川普，36% 支持哈里斯。“白人福音派基督徒”投票支持川普的高达 82%，比 2020 年大选中这一群体对川普的支持率 76% 有明显增强。

基督教国家主义的兴起既极大地左右了美国的政治走向，也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福音派的社会参与、声誉，甚至也影响了福音派对圣经的传讲和解读。因此，有必要回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历史源头，理解并反思当下美国政治与基督教福音派的关系，分析其根源与社会影响。

北佛罗里达大学（University of North Florida）哲学与宗教研究教授朱莉·英格索儿（Julie Ingersoll）将基督教国家主义者定义为：希望在公共场域中建立基督教神权政治（或至少带有神权政治色彩）的人。

英格索尔在欧洲民粹主义研究中心（European Center for Populism Studies）的一篇采访中解释了基督教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，指出这一运动相信属灵争战、神圣权威，将人们分为“上帝的子民”和“撒但的子民”，试图在基督教的统治下重塑美国社会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可以拒绝民主、拥护专制。[1]

基督教国家主义的历史源流

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：极化时代中的美国福音派》（The Kingdom, the Power, and The Glory: American Evangelicals in an age of extremist）是一部详细描述美国福音派与政治联合的宏观图景的著作，出版后深受好评。

作者提姆·阿尔伯塔（Tim Alberta）访谈了上百位美国各地的福音派牧师、基督徒、宗教右翼运动的领袖、参与者和批评者。他跟踪观察美国基督教国家主义运动从 2016 年前后至今的状况，全景式地揭示了美国福音派的现状和很多深层问题。

阿尔伯塔在书中回溯了上世纪“道德多数派”（Moral Majority）运动的兴起与其领袖法维尔（Jerry Laymon Falwell）的行为脉络。上世纪中期，法维尔反对美国最高法院对 1954 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 [2]，声称是魔鬼推动着（白人和黑人）的联合 [3]。

1977 年卡特成功当选美国总统，这是第一个公开自称基督教福音派的人当选为国家的最高职位。不过卡特政府没有迎合宗教右翼的政治需要；特别是卡特政府因为一所基督教大学——鲍勃·琼斯大学（Bob Jones University）——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取消了它的免税地位，令福音派基督徒极为失望。

在 1973 年前，堕胎是一个“天主教议题”，福音派对此意见不一。1968 年，由葛培理创建的基督教旗舰刊物《今日基督教》（Christianity Today）建立了一个论坛，邀请二十几位神学家参与讨论，关于堕胎是否是罪没有达成统一意见。

1971 年，美南浸信会（South Baptist Convention）通过了一项决议，在多种情境下认可堕胎程序。美南浸信会的前主席、曾在达拉斯第一浸信会（First Baptist Church of Dallas）长期担任牧师的 W. A. 克里斯威尔（W. A. Criswell）说：“我一直觉得只有当一个孩子出生后，与母亲分离之后，他才是一个单独的人。”[4]

在 1973 年的罗伊韦德案 [5] 之后，守护生命（pro-life）的活动人士组织起来，开始将堕胎作为一个议题。此后发起道德多数派的法维尔说：美国的国父们意图让美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，“政教分离”的想法是被魔鬼发明的，并且认为福音派的核心议题是色情刊物、同性恋、毒品、上升的离婚率、公立学校的世俗化，最重要的是堕胎。[6]

道德多数派建立了一个投票联盟，包括泛福音派、美南浸信会、五旬节派，以及无固定归属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。1976 年法维尔开始将“我爱美国”加入他的布道中。里根则吸收了道德多数派运动的关键元素，特别是堕胎议题，成功入主白宫。其后，法维尔的教会、自由大学（Liberty University）、广播和电视公司、书和录音带，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

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则有意与宗教右翼保持了距离。后来出现了很多对道德多数派宣传方式的质疑，道德多数派在 80 年代末期解散。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》描述道：曾在道德多数派长期工作过的卡·托马斯（Cal Thomas）说：“你没法用正面的方法来募款，如果你的目的是得到更多捐款，你必须吓唬人们。”

在道德多数派解散之后，美国出现了其他宗教右翼运动，比如基督徒联盟（ Christian Coalition）和后来的“重整美国之旅”（American Restoration Tour）。

2007 年老法维尔去世之后，他的儿子小法维尔（Jerry Lamon Falwell Jr.）成为自由大学的校长。小法维尔是最早为川普背书的人之一，称川普是“我们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集会演讲者”以及“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异象者”（one of the greatest visionaries of our time）[7]。

2012 年他邀请川普到自由大学演讲，由于川普的个人操守问题，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争议。学校的董事会成员马克·德莫斯（Mark DeMoss）反对小法维尔的做法，认为川普的霸凌言行显示出他不是基督的追随者，他后来不得不离开自由大学。

自由大学在 2017 年资产达到 26 亿美元，是小法维尔接手时的 9 倍。2020 年小法维尔爆出性丑闻，他和他的妻子与一个年轻男人长期保持不当的性关系，这导致他从自由大学辞职。

“重整美国之旅”是一个跨州的基督教组织，宣扬基督徒应该“为上帝夺回国家”，鼓动全美国的基督徒为川普投票。领导人之一大卫·巴顿（David Barton）认为基督徒不仅应该控制政府，还要控制媒体、教育系统及其他的文化机构 [8]。

在川普三次竞选美国总统期间，宗教右翼组织在美国各地游行鼓动、开办聚会、发表演讲、散发宣传单、控诉美国正在被邪恶的敌对势力控制，并宣扬暴力“夺回美国”，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通过选举川普来打败美国的“深层政府”（deep state）。

作为 20 世纪最有声望的福音派牧师，葛培理对待政治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？葛培理曾在 70 年间向上百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讲道，也曾与每一位美国总统见面和祈祷。早期他有明显的政治倾向，比如 1950 年代对共产主义发出警告，1960 年代与尼克松联合。

随着事工继续，葛培理对党派性表示公开的怀疑。他与宗教右翼保持距离，避开道德多数派，被认为是“（所有）美国人的牧师”。在 2018 年去世前，他对早年参与政治活动感到后悔，说他曾“越过了界限”而使基督的见证受损。

基督教国家主义的神学和文化背景分析

提姆·阿尔伯塔的父亲是一位在密歇根州布莱顿（Brighton）牧会 30 年的牧师，当他突然去世之后，提姆回到从小长大的教会参加父亲的葬礼。那些看着他长大的父辈亲友们却对他冷眼以待，甚至有人写来纸条，要求提姆必须悔改，认为他对川普的批评是在敌对上帝（他曾公开批评川普）。美国福音派的分裂和极端化，以及它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。

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》通过大量的个人故事和谈话，见证了美国在过去六七十年间福音派与政治的深入交织，也展现了人们对于一些充满争议的问题的看法。

有些人也曾是宗教右翼运动的热心参与者，但一段时间后发生了怀疑转而退出，比如“道德多数派”的道格·奥尔森（Doug Olson）。

有些人通过引发愤怒的社交媒体视频成为明星式的宗教人物，但私下里认为“基督教国家主义这个词是相互矛盾的，计划专心回归牧养教会”，但仍继续参与明星般的狂热政治活动，如全球异象圣经教会（Global Vision Bible Church）的格雷格•洛克（Greg Locke）。

有些人出头反抗政府在疫情中关闭教会的规定，之后教会人数极大增长，比如比尔·博林（Bill Bolin）。

有些人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长期批评者，时常在美国各地向困惑的牧者和基督徒提供安慰和帮助（但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愿公开），如《今日基督教》主编罗素·摩尔（Russell Moore）……

这是一本厚重详尽、充满细节和血肉的书。笔者通过阅读这本书，结合自己二十年间对北美教会的观察与思考，总结了美国基督教国家主义现象的一些主要特征与缘由。

1. 很多人崇拜美国

提姆·阿尔伯塔的家乡教会牧师克里斯·怀南斯（Chris Winans）由于不愿参与政治话题的讨论，逐渐被教会的一些会众攻击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最终只得离开。怀南斯牧师与提姆讨论这个现象时说：“很多人崇拜美国，他们把美国变成了偶像。这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，但美国的环境特别适合国家偶像的形成。”

英格索尔教授在《建立神的国度：走进基督教重建主义的世界》（Building God's Kingdom: Inside the World of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）一书中认为：美国的整体体制是宪法层面保障宗教自由，具体操作层面则让不同教派自由发展。

根据宪法的最初规定，联邦政府在宗教上保持中立，不设立国教。这体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上。美国建国并非完全基于宗教自由，世俗治理和宗教影响力的紧张关系贯穿了美国历史，冲突至今仍在。

不过，美国福音派中流行一种“对过去施洗”的神学，比如宣扬乔治·华盛顿要求一位牧师把他浸入冰水中，但是这一段故事并没有历史依据；坚持托马斯·杰斐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而实际上他是个蓄奴的享乐主义自然神论者；或者把亚伯拉罕·林肯描述为福音派，但他不仅讽刺宗教复兴派，也很少去教会。[9]

通过把美国塑造为一个基督教建国的国家，基督徒产生出改造当今的美国以“回归正统”的动力。通过确认美国为神选国家，“爱美国”便成了信仰正统的一部分（这里说的爱国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自豪感，而是对国家政权的一种崇拜，相信美国的地位异于世界上其他国家）。

提姆提出：祝福常常与“当得的权利”（entitlement）难以区分。一旦我们认为上帝祝福了什么事，那件事情有可能变成嫉妒、成瘾，甚至崇拜的对象。[10]“美国被上帝祝福”的想法，相当程度上促使美国成为一些基督徒的偶像。

2. 基督徒被迫害的受害者情节

在罗马时代以及基督教早期在欧洲的宣教过程中，基督徒曾被政权与世俗社会残酷迫害。一直到今天，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徒被当地政府迫害，禁止聚会，被投入监狱或是杀害。

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教传统，并且奉行宗教自由的国家，类似的迫害几乎没有。由于近年来的左翼思潮与基督教传统观念产生很多碰撞，其他宗教借助移民等在美国影响力增强，奥巴马时代实施了一些同婚和变性等政策，使宗教右翼产生了对社会文化失去控制的恐惧。

一个著名的案例是 2012 年的丹佛蛋糕案。[11] 此次诉讼持续了五年，成为宗教信仰自由与平权冲突的重要案例。类似的冲突和案例时有发生，比如学者在大学和公司里“政治正确”的氛围中被边缘化，基督徒反对同性恋而被控告为歧视，等等。

不过，提姆观察到：基督教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常常未能完整地描述事件，而是突出截取“基督徒被迫害”的片段。比如，一个政治人物引用圣经解释她对同性婚姻的反对而遭到迫害，却没有提及迫害的细节最初是罚款，而后罚款被取消 [12]。

相对夸张的事例被广泛传播，造成了基督徒被社会迫害——更强烈的说法是被左翼政府迫害的印象，触发了基督徒即将失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恐惧，导致一些基督徒认为必须以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反击。

惠顿会议的一位牧师劳雷尔·邦克（Laurel Bunker）观察到，很大一部分这类政治上的粗暴的言语和冲突的行为源于受害者情节，导致基督徒对现实产生敌意，并对想象中的敌人反击。

3. 随着被迫害的观念，产生了敌人、以及邪恶敌人的观念

一部分福音派基督徒认为，迫害基督徒的乃是上帝的敌人。而在美国的现实世界里，左翼政府是上帝的敌人，基督徒需要与之斗争，灵性战争与实际的对抗成了基督徒跟随上帝使命的一部分。

在新冠疫情期间，政府官员出于管控疫情而下达的禁止大型集会的法令，被宣传为一个控制基督徒、迫害教会的阴谋。

密歇根洪水门教会（FloodGate Church）的牧师比尔·博林在 2020 年复活节，宣布他拒绝遵守密歇根政府的紧急疫情关闭令，继续举行室内聚会。此后博林成了一个媒体名人。当地政客与活动者使用他的讲台宣扬他们的观点，洪水门教会的成员增长了 10 倍。[13]

宗教右翼认为，政府已经多年试图让保守派闭嘴，试图关闭教会。疫情期间的大流行只是重大迫害的一个模拟。[14] 基督徒需要与这些敌人战斗。在面对邪恶的敌人的时候，斗争甚至暴力都变得可以接受。甚至，敌人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来自里面，即基督教内部不支持宗教右翼的人。

4. 反智主义与被迫害情节、斗争精神结合，推动了阴谋论的传播

马克·诺尔（Mark Noll）在《福音派的思想丑闻》（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）一书中说：美国福音派在大众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但在维持严肃的思想生活方面却明显失败。福音派对思想生活漠不关心。这本 1994 年出版的书里详细揭示了福音派所存在的反智传统和历史源流。[15]

理查德·霍夫施塔特（Richard Hofstadter）在获普利策奖的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》（Anti-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）一书中，将“福音派精神”视为美国反智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。[16]

反智主义认为没有学问的人拥有的信心和真理更多一些，思考和逻辑可能成为信徒的绊脚石，学习和修养也会成为信心的障碍。没有受过教育的信徒，可能更敬虔。“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，惟有爱心能造就人”（林前 8:1）常被单独引用，来佐证这一理念。在这种心态下，理性思考、合理怀疑在教会内是不受欢迎的。

在这种反智的氛围中，产生出不信任科学、理性、甚至有系统的神学的观念，更进一步衍生出对专业知识的轻视，比如贬低新闻传播业的专业性，将“主流媒体”的新闻报导一味斥责为“假新闻”；贬低历史研究的成果，认为福音派的历史叙事不需要经过历史研究的证实；贬低疫苗科学，有关疫苗和芯片的阴谋论在福音派基督徒中广为流传，一些高知人士也相信这类阴谋论。

类似的还有对世界的二元认识，忽视政治事件复杂的背景，树立简单的敌我对立，比如对左派的妖魔化：深层政府、恋童癖、疫苗与邪恶的民主党人，进行对儿童施虐的性仪式等等。有些耸人听闻的阴谋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大量传播，进一步妖魔化敌人，在一些基督徒心中造成恐惧、愤怒、以及对抗的冲动。

5. 成功神学在美国兴盛，鼓励对权力、金钱和成功的崇拜

在 20 世纪美国出现了一批透过电视布道拥有大量会众成功神学的牧师，比如奥罗尔·罗伯茨（Oral Roberts）曾在最大的基督教电视网络中，向数百万人传教。成功神学相信用积极思维和语言的力量会创造财富。

由于迎合了人类渴望成功、健康和财富的天性，借助电视布道和网上布道，在过去的 20 年中成功神学持续发展壮大，出现了约尔·欧斯汀（Joel Osteen）、乔依斯·迈尔（Joyce Meyer），以及川普的属灵导师、新使徒改革运动（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）的代表人物宝拉·怀特（Paula White）等非常“成功”的牧师。

在成功神学的理念之下，如果教会人数增长迅速、募款丰厚，就被认为是上帝的祝福。这样一来，成功神学的牧师们通过自己的“成功”而吸引人们捐赠金钱，人们捐赠的金钱又使得他们更加成功。成功神学的牧师们聚敛钱财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，而信徒们源源不绝地捐款，希望自己也可以得到财务上和生活中的祝福。

在这一思想脉络之下，如果某一运动获得大量的捐赠，会员激增，那么这个运动一定是受上帝祝福的。川普当选美国总统，证明了他是“神选之子”。那么他道德上的劣迹可以忽略不计，甚至可以认为他的行为不是不道德的：美国转折点（Turning Point USA）的活动人士查理·柯克（Charlie Kirk）曾说过，川普是“美国有史以来最有道德的总统之一”[17]。

6. 民粹主义观念的掺杂

一般来讲，民粹主义是指强调“人民”观念，并与“精英”相对立的、反建制的政治立场。德国学者扬—维尔纳·米勒（Jan-Werner Müller）的《什么是民粹主义》中写到，民粹主义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，构建了单一的“人民”群体，只有一部分人才是“真正的人民”（其他全部是“敌人”）。

在此基础上，民粹主义通过为“人民”赋权，而为自己赋权。任何不支持民粹政党的人，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。民粹主义这样将政治对手非法化、妖魔化，把自己与政治对手的关系等同于“人民”与“敌人”的关系。

民粹主义的兴起，一部分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来，贸易全球化造成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，劳工阶层被社会抛弃，生活景况艰难，而两党都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。民粹主义者利用社会中的愤怒和挫败情绪，反精英、反建制，与基督教国家主义合流，推动了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的上台。

7. 圣经价值观的政治化

基于圣经的价值观是怎样的？相当多的基督徒首先会想到爱、舍己、怜悯、谦卑等等。然而，在宗教右翼将圣经与政治议题捆绑之后，一些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反对枪支管控，反对收入税、反对政府的医药保障，反对州政府决定的教育大纲、反移民等是确定的圣经价值观，是基督徒应该坚定持守的立场。这是将圣经的价值观政治化的后果。

美南浸信会神学院主席小阿尔伯特·莫勒（Richard Albert Mohler Jr.）观察到：牧师、教会和福音派领袖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，将耶稣归为注册共和党成员。这些压力来自右翼运动人士 [18]，以及被影响的教会会众。

极化的美国社会中的基督教现状

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，在 1991 年有 90% 的美国人自认为基督徒，只有 5% 不参与宗教组织。30 年以后的 2021 年，65% 的美国人自认为是基督徒，29% 不参与宗教组织。[19]

盖洛普（Gallup）的调查表示，在 1975 年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教会很有信心或比较有信心。在 1985 年，教会被认为是最受人尊重的机构，而在川普第一任期的尾声，只有 36% 的美国人对教会有信心。[20]

提姆·阿尔伯塔谈到，当今人们对福音派基督徒的印象是拥抢、反对社会福利、反移民、反堕胎的共和党选民。对于不信的人群来说，基督徒关心的是夺回失去的社会地位，而不是爱人如己。[21]

惠顿学院（Wheaton College）研究生院教授、来自澳大利亚的约翰·迪克森（John Dickson）参加过一个公共辩论会：宗教是否让世界变得更好了？辩论结果，大多数人不相信任何宗教，特别是不相信基督教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。

迪克森教授说：“以前人们通常会认为基督徒太‘自义’，如今人们说：‘基督教的问题在于它是扭曲的。’”无论在美国、澳洲或是其他国家，公众对基督教的看法变得更差，参加周日礼拜的人数在减少。

2024 年川普赢得美国大选，被认为是基督教国家主义的巨大胜利。然而川普入主白宫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，包括对格陵兰、加拿大等的霸权言论，处理俄乌战争的导向，产生了巨大争议。随着政治斗争的愈发激烈，美国社会也更加极化，充满愤怒和斗争，枪击和极端事件频发。

公众的一个常见问题和困惑是：宣扬同情、友善、怜悯的基督徒，是如何兼容充满仇恨、甚至鼓吹暴力的一部分右翼政治的？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的融合，确实在相当一部分基督徒身上发生了。福音派是如何响应这个问题的？以传福音为使命的福音派基督徒如何理解“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”（太 5:16）？

一方面，基督教国家主义者认为，为了“夺回美国”这个崇高的目的，道德牺牲是可以接受的、甚至是必然的。另一方面还有“政治”例外的观念，“信仰与自由联盟”（Faith and Freedom Coalition）的发起人拉尔夫·里德（Ralph Reed）认为，在选举中双方都有道德的不纯洁性，因此其中一方没有理由指责另一方更加不道德。

但是，“如果你开始用另一种游戏的规则来玩，那么你就是在玩另一种游戏了。”好愿望福音长老会教会（Goodwill 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）的牧师约翰·托雷斯（John Torres）说。 [22]

达拉斯第一浸信会主任牧师罗伯特·杰弗里斯（Robert Jeffress）说：“我不会为那些去地狱的人负责。如果他们去地狱，那是因为他们拒绝赦罪的邀请。”他还说，他不认为是川普、共和党，或基督教国家主义导致了人们不再接受福音，一切都是个人选择。[23]

“重整美国之旅”的查德·康奈利（Chad Connelly）则认为人们离开教会是因为教会没有教导他们去改变文化。他说，改变文化就是谈论有争议的问题：如堕胎、同性恋、变性。

提姆·阿尔伯塔却指出：这只是一些狭窄的议题，而其他更明显、清楚的圣经议题，比如照顾穷人、欢迎避难者、拒绝财富的诱惑，却鲜少提及，因为这些议题不能在选举前让保守派的基督徒激动起来，而且这些议题被认为不具备道德急迫性。[24]

基督教国家主义对华人基督徒的影响

首先，由于美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影响力，散居海外各国的华人，以及中国国内的人都深受美国世俗和宗教文化的影响。其次，在许多华人基督徒的心目中，美国是“山巅之城”，是被上帝祝福的社会的模版。

这些认知，其一部分原因是华人基督教传统在总体上带有基要主义色彩。美国基要主义与当今福音派的一个精神特质，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救世色彩，都深刻地影响了海外华人教会和基督徒。

其次，华人传统文化尊崇权威，因此容易产生对权力的崇拜。并且，由于国内基督徒的聚会等受到压制，更加渴望有一个基督徒掌权的政府，来清洗被压制的痛苦和屈辱，可以更加顺利地传福音。

任小鹏在《美国福音派反智主义与华人基督教》（《福音派的思想丑闻》中文版“译者前言”）中谈到：华人基督教的教会领袖和信徒很看重信仰中某些固定化、容易识别的方面，并强调基督教与世界的张力。

在此基础上，海外华人教会深受美国基督教国家主义叙事的影响，产生了相当一批基督教国家主义者，甚至崇拜川普、宣传阴谋论的基督徒。华人基督徒更容易将西方社会中对待同性恋、变性议题与强调身份政治的忧虑，归结于基督教对国家掌控的削弱，将所在国的问题归结于基督徒未能走向前台，得到话语权甚至掌握国家权力，以致于被边缘化。

一部分自称保守主义的美国华人基督徒利用讲台和网上平台，宣传、推动川普可以拯救美国的叙事，宣扬右翼政党代表着基督教的价值观，必须以一种夺回掌控来反击敌人的方式来“拯救国家”，且将这些政治态度与信仰是否虔诚挂钩。

就笔者对加拿大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的观察，有不少华人教会对政治保持距离，试图在极化的社会中减少基督徒群体的分裂。也有一定数量的自认虔诚的华人基督徒，将信仰与政治和党派深度绑定。而许多非信徒与慕道友对基督徒的这些行为和言论非常不理解，甚至产生反感。

对基督教国家主义的信仰反思

以笔者看来，后现代社会中基督教面对的挑战不是对社会掌控力的消失，而是消费文化、个人主义、享乐文化对信仰实践的挑战。这些世俗文化在教会之中渗透很广，以致信徒对于“神的祝福”以及“神的旨意”的想法更多的与个人的成功和财富相连，使信仰观念更多地依附于现实世界的得失，而缺少了超越性、以及对上帝的公义和恩典之间的平衡认知。

基督徒群体深受世俗文化的影响，以至于政治观念首先被外在社会塑造，其次才在圣经中寻求对政治观点的肯定，借用某些圣经经节为自己背书。而不是以圣经为根基，来塑造政治观念以及其他观念。基督教国家主义者高举维护基督教的旗帜，行为却是世俗化和极端的。对权力的崇拜和狂热追求，乃是世俗文化中最大的图腾。

“实际上，影响历代教会的事也同样在今天影响着我们，如财富、名声、权力与控制欲……托雷斯说，（它们）与耶稣在争夺我们的心。任何一件我们把自己的意义附着在上面的事，无论是家庭、国家、政治、身体健康，甚至我们穿的衣服，吃的食物，都可能变成一个代替宗教。”[25]

笔者认为，基督徒灵命成长中的一部分，是良知和辨识力的成熟，能够在信仰框架下开展批判性思维，而不是让信仰成为与世界上其他力量角逐权力的理论来源。

另外，一部分基督徒缺乏对圣经的整全了解，和如何将圣经经文应用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的实践能力。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》书中提到，很多人对圣经的理解不够深入，流于肤浅。[26] 比如，宗教右翼大量引用圣经中的旧约经文 [27]，提倡斗争与国族议题，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新约中谈到的清心、怜悯人、与人和睦、好撒玛利亚人等原则，以及“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”的教导。

甚至，一部分牧者对于圣经的教导被政治身份影响和改变。惠顿学院葛培理中心（Wheaton College Billy Graham Center）的艾德·斯泰泽（Ed Stetzer）说过：“耶稣基督的教诲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教导，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分裂。”

近年来还出现了慈善是阴险的（insidious）、同情是一种罪的说法：极右翼评论者艾莉·贝丝·斯塔基（Allie Beth Stuckey）出版了《有毒的同情：进步派如何利用了基督徒的同情》（Toxic Empathy: How Progressives Exploit Christian Compassion）。通过重新解释圣经的教导，来为基督教国家主义者背书。

在教会文化方面，罗素·摩尔认为：今天的福音派对非信徒表现出苦毒，对教会里基督徒表现出无底线的宽容。而耶稣对于自称认识神的人有更高的要求，新约中，耶稣斥责最多的不是不信的人，而是宗教中假冒为善的人。耶稣要求教会内部的人直接负责，而对外面的人却充满慈悲。[28]

基督教国家主义者宣称，政治权力对福音派信仰的生存至关重要，甚至是最重要的。然而，广传福音并非靠的是掌握政权。在欧洲黑死病等大瘟疫流行期间，很多基督教神职人员无惧死亡，照顾病人、主持临终祷告仪式、开设避难所和医院，这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得教会赢得了尊重，吸引了大批欧洲民众的归信。

推崇政治权力的教会通常也格外重视教会内的权力构架，极力维护之。美南浸信会多年对性侵丑闻进行掩盖，并对揭露者进行打压。[29] 声名卓著的护教家拉维·撒迦利亚（Ravi Zacharias）在 2020 年去世之后，有关他生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财物，性剥削多名女性的丑闻才得到正式调查，而这些申诉在他生前因为机构的压制而未能有效处理。

如今，面对一个迅速变化和观念更加纷杂的社会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：基督徒应当如何处理与非信徒的某些观念冲突？当基督徒不同意政府的政策时，何为正当的表达方式？基督徒该如何面对真实的迫害？

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》一书提醒我们：圣经中彼得强调，不要让迫害改变门徒对世界所做的见证，他告诉他们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现出良善。上帝不仅自己对罪人显示出恩典，他叫他的信徒也如此做。[30]

结语

回看历史，在希特勒时代，当许多教会将教会教导与国家政治宣传结合的时候，朋霍费尔（Dietrich Bonhoeffer）、巴特（Karl Barth），勇敢地反对纳粹掌控教会，反对建立支持极右翼意识形态的“国家教会”。朋霍费尔批评这些是“廉价的恩典”。

在上世纪民权运动中，黑人教会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，多数白人教会保持沉默，而南方保守派教会公开反对民权运动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。或许，当今的基督徒通过学习历史，可以对基督徒的社会参与有一个更加广泛和全面的认识。

权力是世界上最大的诱惑。《马太福音》4 章中，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很高的山，给他看世界万国和万国的荣耀，要求耶稣伏拜它，并许诺把这一切都给耶稣。

耶稣干脆地拒绝了，说：“撒但，退去！因为经上记着：‘要敬拜主——你的神，唯独事奉他。’ ”而耶稣一生传道、医病，明确拒绝了门徒以暴力进行政治反抗的意图，并说：“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”

**编者注：本文于 **2025 年 7 月 22 日**首发于《举目》官网，****转发略有编辑。****详情见《举目》官方网址：****https://**behold.oc.org

**作者简介：**山眼，生于陕西西安，现居加拿大温哥华。获加拿大应用科学硕士学位，现为电力项目主任工程师。文章曾多次发表于《海外校园》、《举目》。著有长篇历史非虚构《行医者》、长篇小说《重逢 1900》。《重逢 1900》获 2020 年美国杜克大学雅歌文艺奖。小说作品广泛发表于文学报刊杂志，如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长江文艺》、《芙蓉》、《江南》、《山花》、《作品》、《湘江文艺》、《香港文学》等。

注释：

[1] Selcuk Gultasli, "Professor Ingersoll: The Theocratic Blueprint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, Reconstructionism, and Catholic Integralism Behind Trump's Agenda"，原刊于欧洲民粹研究中心官网（populismstudies.org），2025 年 2 月 14 日。

[2] 在该案中，最高法院以 9:0 的全票一致裁定，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违反了《美国宪法》第十四修正案。该修正案禁止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剥夺任何人的法律平等保护权。

[3] 提姆·亚伯达（Tim Alberta），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：民主折翼，政教极端主义如何重塑新美国？》，宋瑛堂译，新北：明白文化，2024 年，第 56 页。

[4] 提姆·亚伯达，《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》，第 66 页。

[5] 1973 年 1 月 22 日，联邦最高法院以 7:2 的比数，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，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“正当法律程序”条款。

[6] 提姆·亚伯达，第 53 页。

[7] 同上，第 75 页。

[8] 同上，第 160 页。

[9] 同上，第 211 页。

[10] 同上，第 28 页。

[11] 一对男同性恋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蛋糕店订制婚礼蛋糕，店主拒绝了。作为虔诚的基督徒，他认为同性恋伴侣制作婚礼蛋糕有违宗教信仰。这对同性恋伴侣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（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）提交诉状。科州民权委员会经过审查后认定，蛋糕店主违反了《反歧视法案》，应为他们提供婚礼蛋糕订制服务。蛋糕店店主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。2018 年最高法院撤销了科州法院的判决。

[12] 提姆·亚伯达，第 184 页。

[13] 同上，第 176 页。

[14] 同上，第 150 页。

[15] 马可· A. 诺尔，《福音派的思想丑闻》，任小鹏译，香港：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，2024年（公版电子书）。

[16] 理查德·霍夫施塔特，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》，何博超译，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21年。

[17] 提姆·亚伯达，第 175 页。

[18] 同上，第 179 页。

[19] 同上，第 96 页。

[20] 同上，第 118 页。

[21] 同上，第 178 页。

[22] 同上，第 48 页。

[23] 同上，第 119 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