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进坟场，感悟生命

一般去到一个城市旅游时，我总喜欢搜索这个城市是否有殉道者的墓地。如果有，我就会将其列为行程的必去目的地。自北非主教特土良说出那句名言—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—之后，殉道者的意义就深入历代信徒的心里。

我认为与殉道者不相上下的是那些死在异乡的宣教士，他们可能没有在教难中丧失生命，但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异族异邦，这种精神绝不亚于殉道。至于那些把全家人都摆上的宣教士，更是让我钦佩。在他们的墓地里，我总能感受到某种能力，那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生命脉搏—因信仍在说话。

这一次我们来到广州，就立马租车来到位于白云区黄庄附近的基督教墓园。这个墓园是美国公理会牧师裨治文建成的。裨治文是第一位来华宣教的美国牧师，于1830年来到广州。大约十年后，他将广州城外东郊三望岗（今先烈路附近）之阳传教士的墓地拓展为纲纪慎教会公墓，俗称耶教坟场。这是广东省城东郊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基督教公墓。1970年代耶教坟场迁往太和镇黄庄公路旁的大窝山。该坟场存有墓碑51个，时间跨度一百年，最早的一个是1823年在广州病逝的某传教士，具体名字不详。

墓园管理工作人员听说我们的来意后，就为我们指路。这个墓园并不偏僻，离马路并不远。但它很安静，也很整洁。我们一走进这里就感受到了一种美。这里没有一丝死亡的恐怖气息，反倒是给忙乱的人们带来沁入心脾的宁静。

顺着台阶往上走，右手边有很多墓碑，墓碑造型虽然不一，但碑上都刻有十字架。虽然我也去过不少地方，但这么多、这么整洁、这么优美的墓碑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平时不喜欢拍照的我，也忍不住拿起手机拍下这幅画面。

再往前走不远，就有指示牌上写着“西人墓地”。本来我们此行是想要寻找早期来广州宣教的嘉约翰医生的墓地。但顺着西人墓地的标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排共51个墓碑，也就是说，这里至少埋葬有51位西方传教士。

51位是什么概念？我找到的一份资料是关于来广州的传教士统计的，里面只有81位。当然，这肯定不是完全的统计。另一个参考数据是1920年来华的新教宣教士总共是2500位。这里的墓碑最晚一个是1923年。按照这些数据来看，单一个广州就有51位西方传教士长眠于此，这个规模是极其庞大的。我相信以前埋葬在广州的宣教士不止51位，在经过多次的运动后，很多人的墓地、墓碑都被毁了，能够有51位保存下来，实属不易。

这背后有多少人付出了外人难以想象的汗水，我们不知。正如长眠于此的这51位圣徒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更无从提起他们的事迹了。但他们的身份已经说明了一切，而他们埋葬在一起，又何尝不是对这地的另一种无声的祝福，又何尝不是对来访者的另一种见证。

有时候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，但发出的言语、传出的知识，却响彻天际！

当我们走入这墓碑林时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在我们心中升起。我试图去辨认墓碑上的文字，但因为年代久远，字迹不清，又多有损坏，以至于难以辨认，实为遗憾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但我知道他们曾经走过的义路，以及他们如今的安息之所。因为那也是我们要走的路，也是我们要去的荣美家乡。

穿过这块墓碑林，最里面就是嘉园，即嘉约翰的墓地。嘉约翰于1854年来到广州行医布道，1901年病逝于广州。香港报纸在他逝世后曾载文章称誉：“在华南传教士中，事业之光大，声名之崇高，未有如嘉医生者。”

我本以为嘉园里仅埋葬了嘉约翰一人，但没想到这里真的是“家园”：这里埋葬着嘉约翰一家五口，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。当我们细看三个孩子的墓碑时发现，这三个孩子两个仅活到三岁，一个活到两岁。再联想到嘉约翰的原配妻子在来华之后不到一年就染病去世了，他们一家的摆上怎不令人动容！

这真的是把全家都摆上了！要知道嘉约翰可是美国杰斐逊医学院的高材生，那可是医学方面的顶级人才，而上世纪初美国的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都远胜过广州。如果他呆在家乡，他的妻子可能不会早逝，他的孩子也大概率不会夭折。这些常识对他们而言并非难以预料，但他们毅然决然、义无反顾、抱着极大的牺牲精神来到了中国，给中国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祝福。

据统计，嘉约翰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，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，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，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，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。在退休后，他和妻子拿出全部退休金，建立了中国第一座精神病院—惠爱医癫局。

在这些有声、无声的见证下，我们的生命被一种力量抓住，我们的口忍不住要开口赞美。于是我们唱起了《号筒吹响歌》，我们相信这些先贤已经打完了美好的仗，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们存留；我们相信当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必要在天的那边相见，到时就可以认出彼此了；我们相信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们也必在其内。

随后我们又唱起了《生命路上歌》，我们排着队，一边唱诗歌，一边用手抚摸一座座墓碑。那一刻，我们仿佛与百年前的圣徒不再陌生，时间、种族、年代、语言、生死等都不再是阻隔我们的墙，因为我们信靠一位将两下合为一的主，因为我们都在在这条生命路上。